陈其林：我的“智障”母亲

对于我的母亲，确实不好用什么词来形容她的脑子，说她智障，好像有点过，说她属于弱智，也不是很准确。
      

母亲22岁嫁给父亲，23岁生下我哥，24岁生下我姐。就在生下我姐没多久，母亲病了，病得不轻。在老醴陵人民医院住了一段时间，越来越严重，有死的迹象，医生说这里的技术不行，要转院。父亲一人扛着、扶着、抱着母亲，来到了醴陵阳三石火车站。在阳三石火车站遇见一个中年人，见我母亲的样子，说我母亲是“鬼上身”，他可以治。父亲没听他的，硬是把母亲扛上了火车。在火车上，母亲已经昏迷了，半路上苏醒了一小会，做了后事交代，要父亲好好养大刚生下来的“求妹子”。还说，只要父亲治好了她的病，今后每顿吃粥都行。说完这些，母亲就又昏迷了。当父亲在一位好心人的帮助下，扛着昏迷的母亲赶到长沙湘雅医院的时候，在那个年代，湘雅医院的医生护士，也没问有没有钱，当晚就进行了手术，是脑壳里出脓。是源于小时候，母亲一直有中耳炎，外公外婆没有好好治，发炎出脓，影响到脑壳里面了，这个病名称叫“脑脓肿”。据父亲讲，湘雅医院的医生，是从母亲耳朵边打洞进去，把脓抽出来，在封洞口的时候，一位老医生，说，这么年轻，把洞口全封死，母亲这辈子就什么也听不见了，就手下留了情，在母亲左耳边留了一丝缝隙。虽然医生帮母亲留了这么一点点缝，母亲耳朵聋得还是很厉害。从此，耳聋的母亲便为我们这个家增加了一道“声音大”的沧桑痕迹。

在我的记忆，母亲有过两次去长沙湘雅医院住院了记载。
      

那一年，我五岁，父亲把我扛在肩上，顶着寒风，先去了公社。那时的板杉公社所在地，设在竹花山，离我们家七八里路，在我们家去板杉铺火车站的路中途。父亲去公社，是为了批点救助，因为母亲又在长沙住院了。父亲把我扛在肩上，是带我去看望母亲。手里还提着一篮子的鸡蛋。那时，板杉铺火车站去长沙，虽然不足100公里的路，火车也要走四五个小时。 我们到达长沙的时候，已经是半夜了。见到母亲，是母亲先叫的我，母亲脸上一脸的白绷带。她不叫我，我不可能认清。母亲这次生病，是脑膜炎引发的。也从这时候开始，母亲脾气暴躁，遇事就烦，什么话都骂的出口。为此，她的这个脾气为我们这个家又增了一道吵吵闹闹的沧桑。
       

母亲历来是个遇事死磕，做事不做赢就不罢休的人，在娘家就养成的性格。家门前的人告诉我，母亲来的时候，生产队出工插田，母亲总是干在前面。我们这有些田有泥潭，我们这叫“泮眼”，有好事者，故意把秧，扔在泮眼边，母亲一味只知道插田要插赢，就会第一个去抢，就会掉在泮眼里，逗得岸上的与插田的人笑，对于这类的事，有很多。据姨妈讲，母亲在娘家时，已是大姑娘了，人家开玩笑逗她，她都分不清，跑回家后，还要姨妈她们细心解释、说道，她才明白。
       

父亲是个大男子主义者，在我哥结婚时，他写过一副对联，是我们这个家当时境况与父亲性格的写照“父令子尊家业兴，夫唱妇随人事好”。母亲的本性与生病所引发的这些个脾气，他们之间为了这个家打了不少架。母亲挨打的日子多，经常鼻青面肿的。

父亲与母亲之间没有什么浪漫的爱情故事。那一年，父亲二十五岁了，谈了一个女的，是隔壁邻居家的，十七岁。那个女的母亲不同意这门婚事，理由是，我父亲的脾气不好。父亲气的，没耽误自个，一口气跑到离家三十里地的姚家坝舅父家，一早晨看了五六个女的，看中了我的母亲，没二十天就结了婚。

父亲是个教书匠，从耕读教师教到民办教师，再从民办教到公办，当了一辈子校长，到死都在教书 ，死时只有57岁。吃饭，住宿，他都喜欢躲在学校里。有时候放了暑假，家里忙双抢，也不愿意回来。在父亲看来，我们家三天不吃夹生饭，三天不吃烧饭就是奇迹。我们三兄妹的童年少年就是这样过来的，后来我哥考上了重点中学，星期天也不愿回家，也许也是这个原因。年轻时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最喜欢做饭炒菜，后来发展到做过五六桌人的酒席，现在才明白是我母亲的缘故。想吃好一点的，只能自己来。
       

父亲过世十九年了，这十九年来，经常思考父亲。母亲的性格摆在这，他对我们子女还是有安排的，想着法子，让我哥读书，让他离开农村这块土地。中考，他是把哥带在自个学校同吃同睡。高考，他也把哥安排在城里的同事家里，每晚要同事帮忙煮鸡蛋，要同事规定我哥睡觉时间。而我呢？在他亲任我的语文老师的时候，一次期中考试，语文只有47分，他没骂我，也不打我，还笑得有点甜蜜的对我说：“其伢子，这次你只考47分。”记得，我读书得第一个奖状的时候，是一年级，放学时，排路队，父亲正好路过，我举起奖状让他看，他一点笑容都没有。现在我才想明白，他是要留我这个儿子在家里“养老送终”。
        

我这辈子都没能摆脱父亲在我童年就已送给我的这个“魔咒！” 好不易的去了北京，好不易的有了个“编辑助理”的工作，父亲病了，家里要人照顾，哥的工作比我稳定，不能回，我只好打道回府。一年半的光景，父亲去世，死在职位上。领导说，有政策，只要火葬，有能教书的子女就可以顶替职位。在我们这，火葬这事，有点吓人，似乎是对亡者的不敬。母亲这时候特别清醒，一口定音，火葬，让其伢子顶职，留在家里。不过，我的运气不好，书教来教去，正想大干一番的时候，编制不小心又被其他人顶替了，都是腐败惹的祸。找了那么几年，也被人踢皮球一样玩了那么几年。在那都是吃饭，就与教书永远告别了。没想过调查真相，也没想过出气，上访。这话不是清高，因为被人玩了这么些年，对这个世道多了几份失望，一句话，没意思。只能阿Q似的想，人生下来之后，都是在为书写一个死字而奔跑，土地迫不及待的接收你的时候，不会在乎你身份与地位，腐败与清高，有钱与没钱，在土地看来，归家，回归土地，其他的什么都不是。土地的这份情怀，比佛学可要高深得多。对于我面对的这种境况，母亲没有说什么，在她的眼里，只要有饭吃，只要有人在身边陪着，其他的，她也搞不清。

父亲过世的这十九年里，母亲也常闹事，也骂人，更烦。在父亲刚过世时，几个姨妈一片好心，怕她无聊，要她学打麻将，她是把麻将倒在床上，没白天晚上的，问，认，搞了个多星期，才把每麻将牌认清楚，当她把每一张牌都记在心里的时候，她才收理了床上的麻将，先是同我们打打，学学，年把的功夫，她终于走出门去，没想到她越打越上瘾，越打越大。发展到打麻将不是为了打发日子，成了她扳本的心病，越想扳本越输。现在那都有这种人，在麻将桌上“杀猪”，这已经成为了一门职业。母亲是正经打牌都只能输的人，那是这种人的对手，遇见这种人，人家好心告诉她，她还不信，说这人好，讲话客气，还会说好心告诉她的人的不是。没钱了，就会同我闹。不给，大闹，她能半夜起来，在堂屋里用椅子脚敲地板，把我们敲醒，搞得你不得不起来陪她。说实在话，我是个目前都没能脱贫的人，写了那么些文章，在社会上又有那么点影响，开着个国产越野车，说穷，人家不信，自己只能忍着。在我的心里，儿子大了，社会气候的样摆在这，谁都没有办法改变社会，只能改变自己，脱贫才是我目前最为紧要的“中国梦”。对于母亲这种麻将打法，只能控制，不能瞎给钱。家门前的人都说，我们俩夫妻性子好，忍得住，有办法。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关键的时候，只能不让柔弱的妻子出面，挺在前面，拼命。有一次，我只能假自杀，把母亲吓得躲在我堂兄家里，不敢回来。有什么办法呢？所有母亲都有一个天性，在子女最危急的时候，她们都会挺身而出。何况是因为她自己打麻将要钱的事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与母亲经过了十多年抗争，前两年才逐渐收敛。

还有一个事，母亲常与我们夫妻闹，就是找伴。

找过两三个，相处一段时间，十年前，还被一个浏阳来的退休工人忽悠了一点钱，都是发现我母亲的脑子不对劲，根本搭不了伙，就散了。又要好事者，帮着凑合，有次凑合的，还是个社会老痞子，主要是想看笑话，母亲又会上当。跑回家又会同我与妻子闹，非要我们同意，我们耐心同她解释，她耳机都摘了，不听，还借外人说“可以打”的名义要打我，我是没办法，只好再一次拼命，我说：不要你打，我自己来，望着她的眼睛，自己一个接一个耳光打在自己的脸上，脸是肿了，最后，母亲还是叫起来了：“不要打了，崽呀，你也四十多岁的人了，不要这样打自己，你会把自己打死茄！”后来妻子告诉我，人家再讲这类事，母亲就会不准人家讲，说：“不要讲了，再说这种事，家里会出人命”。

想想这么多年，妻子为我的母亲真是耐了不少的性子，母亲不易，我与妻子也不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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